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四）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四）
文献来源：http://agzy.youth.cn/xzzh/his_study/201001/t20100111_1132040_8.htm
中国人民大众具有一种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者卖国投降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自发的进行第一次反侵略斗争中，就开始表露出来，他们在所发之“广东义民斥告英夷说帖”中，斥责外国侵略者，用“鸦片害我百姓，骗我银钱”的罪恶，揭露外国侵略者“所用火箭等物，全不中用”以反击侵略者“自谓船炮无敌”的威胁，认定只要“我们万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只要“数百万之众，志切同仇”，那么依然可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㈢以打败侵略者。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所进行的斗争，不仅使外国侵略者不敢报复，而且也教育人民群众“深知夷之不足畏”㈣。在说帖中把抵抗侵略的官吏如林则徐称作“林公”、“林大人”，把投降卖国的琦善指做“贪相”。
从另外的记载中又看到，为义律解围的广州知府余保纯就被认作是“通洋卖国之尤”，终而由于“粤中清议，尤集矢于太守”而被迫去职㈤。战后，这种思想仍然指导人民群众继续在“社学”领导下进行各种斗争，如一八四二年的烧夷楼事件㈥，一八四六年的逐知府斗争㈦以及一八四九年声势浩大的反进城斗争等㈧。
这些斗争都是人民群众奋于侵略者**和无理要求而发生㈨，其锋芒主要是指向外国侵略者，但是当地方官吏“但知庇夷而不知爱民”时㈩，那么反抗斗争的锋芒同时扫及这些卖国投降的地方官吏，这样，便使当时的斗争具有了反侵略反封建的性质，而这是由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决定。
因为有这样一种思想的从中贯串，所以人民群众在斗争中保有了严明的纪律，如在烧夷楼斗争中，虽然满地都是洋货，但是“尽为百姓堆掷地上，无丝毫夺归己者”，在逐知府斗争中也是“虽贵玩丝毫不取”㈠。他们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由于反进城斗争中所表现的浩大的声势，“遂使诸夷结舌不能语，戒官役黑夷，未黄昏即自闭最后户，市肆暂停交易”，最后还迫使英使文翰不得不送“请自后停止入城之文”⑾而获胜。
由于有这种思想指导的这种斗争，中国才没有灭亡。然而，必须指出，从这些斗争中也反映出，当时人民大众的思想水平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认清清政府与地方官吏不可分的关系和他们卖国投降的一致性，因而，他们把反侵略斗争的原因之一说成是“受天朝二百年豢养之恩”⑿；而反知府斗争的理由之一也是由于“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宦”⒀。
但是，人民大众的反对清政府官吏卖国投降的思想却给后人一种显示，那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必须同时担负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任务。除了侵略者所到地区的这些斗争外，在全国范围内；尚有极广泛的以反抗粮捐为主的斗争存在。
这种斗争虽然面对封建官吏；但从其参加者和发生斗争的原因看来；不容否认；它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而赋有了新的内容。参加这些斗争的有很多是流民无产者；其中大部分与会党有关。
咸丰初年广西一个地方官吏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一文中说：“自夷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行横陆水；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寝成燎原之势。……”⒁
注释：
㈢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一，第十九页。
㈣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已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第十四页)。
㈤夏燮：“中西纪事”，卷六，“粤东要抚”，第九页。
㈥参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丙戌祁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二祁等奏审明民人焚毁夷楼案由(“鸦片战争”，Ⅳ，第一九三页)；梁廷枬：“夷氛记闻”。
㈦参阅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丁亥耆英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梁廷枬：“夷氛记闻”。
㈧参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庚寅徐广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九)；怡云轩主人：“平夷录”(“鸦片战争”，Ⅳ，第四一○页)；梁廷枬：“夷氛记闻”。
㈨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丙戌两广总督祁等奏称：“……夷人词气傲慢，省城十三洋行，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抢取货物，或**过路妇女，均经地方官当时弹压，尚未激成事端，而市民蓄怒已深，争欲得而甘心。”(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第二○页)
㈩史澄：光绪“广州府志”(“鸦片战争”，Ⅳ，第三三四页)。
⑾、㈡梁廷枬：“夷氛记闻”。
⑿“广东义民斥告夷说帖”(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三一)。
⒀夏燮：“中西记事”，卷十三，“粤民义师”，第二页。
⒁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一，兵政二○，
文中所说“水陆撤勇逸盗”、“土匪”、“游匪”，正是在“夷滋事以来”所形成的一些江湖流浪者，他们毫无疑问是属于流民无产者，他们大部分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直接危害，他们所反对的大部分又是由于战后通过封建统治者所加上来的严重剥削——加粮加捐，同时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的庸懦腐朽又增强了反抗者的信心，而广东人民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力量也不能不有所影响，因而这个斗争也就不能只把它了解为纯粹的农民反抗，而是反映上述那种思想的一种反抗。
这些反抗者，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太平军经过他们所在地区时(如广西、湖南)，绝大部分参加进去，使太平军势如破竹的胜利进军，担负起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中国人民大众的这种抵抗侵略反对卖国投降思想，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各历史时期里，逐步得到丰富充实，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人民革命思想路线。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投降派在战争的影响下，产生了卖国投降的反动思想，他们在战争中打击抵抗派，压制人民大众的反抗。他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直接破坏人民大众的反侵略斗争，甚至故意歪曲和贬低这种斗争的作用。
例如当三元里斗争正进行时，清靖逆将军奕山“先使县令往谘询，复着府官为弹压，示以已成和议，无得妄杀夷人”①。他在报告中又诬蔑这种斗争是“汉奸土匪在南海县属之三元里等村乘势抢劫”。而把斗争功绩掠称为他所派遣的“义勇绅士”②。
另一个投降派耆英对于三元里斗争也深致怀疑说：“必因三元里一战遽信为夷不足畏，民足御夷，究亦未可深恃。”③他又竭力申述“彼兵在船安生，施放炮火，直有不可响迩之势”和“我兵……大炮均已无存，兵械亦复不整”的卖国投降思想，以论证必须向英投降，并且担心不投降，会“有一二不轨之徒，别萌逆谋，则攻剿更属不易”㈠。
投降派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④。因而对于战后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抱着敌对态度。当人民群众在烧夷楼斗争中包围夷馆时，他们“即饬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弹压”，在夷楼起火时，“又即亲往督率文武官调集水龙救护”，次日天明，又令“兵弁放枪，吓击围拿”，诬称人民是“匪犯”，“乘火抢取银物”⑤。
耆英更公然奏称：“近年以来，不惟滋扰府署与官为仇者，社学之人，不与其事，即焚毁公司馆与夷构衅者，亦并无社学之人。”⑥诬称烧夷楼事件“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⑦。
这种卖国投降思想，一直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买办军伐官僚继承下来。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动思想路线。
从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抵抗派，具有一种同情抵抗，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力和探求新知的思想。林则徐是这一派思想的代表者，他在鸦片战争中，对于外国侵略者有一定的认识，开始他认为外国侵略者是“紧一分则就绪一分，松一步则越畔一步”⑧。
不久又进一步认识到“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⑨
。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主张必须抵抗，因而进行了种种设防。⑩并为符合实际，还派专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西报，开启了探求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知识的风气。他在抵抗侵略过程中，总结了抵抗侵略者的要诀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⑾他曾经向清政府要求“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主张动用关税来制造武器，因而遭到清廷“一片胡言”⑿的训斥。在他思想中最为可贵的一点，是他在反对侵略的过程中逐渐在一定程度上能依靠民力，相信“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⒀。
不过，林则徐终究还是封建政权中的一个大官僚，他不可能与封建统治阶级完全脱幅，因而他也就不能坚决的反对投降派，以致使自己的反抗侵略计划遭到失败。然而，他对于抵抗侵略总还是不忘于怀，在获谴被戍途次曾致书友人称：“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⒁”
另一个代表人物是魏源，他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和林则徐的影响下而具有这种思想，他主张正式向西方学习，开矿铸币造船练兵等事，反对清政府禁止开矿的政策，认为开矿有利无害，“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如泉源，浩乎如江河”，“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以捍外侮”⒂。可见他的学习西方的目的之一，是为抵抗外国侵赂。
魏源又鉴于当时与外国侵略者势力不相敌，因而主张采用“以守为战”的战略，其具体办法有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⒃这种主张一方面可以弥补当时中国没有坚船利炮的缺憾，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要求组织民力进行抵抗的思想。
他感到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先自求富强，因此提出“以治内为治外论”以求强，主张整顿中国武备，特别是沿海的国防，并建议学习外国技术，使“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因为只有这样，才“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慝之口，其敢施？”⒄
他又主张在造船局、火药局中，除生产武器外，还可以用机器生产一些“有益民用”的产品，并且反驳了地主阶级顽固派认为机器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的看法⒅。同时又主张增加银和粮的收入，⒆以达到求富的目的。
一八四二年他在缅怀清朝统治者**人民起义的“武功”和有感于外国侵略者的“海警沓至”的心情之下，而作“圣武记”十四卷，写作的目的是使中国“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⒇。遭受外侮而要求振兴，这是反抗侵略的进步思想，但其憧憬的却系过去统治者锁压人民起义“武功”的盛世，又是维护封建政权的落后思想。
在“圣武记”中，他写下了一卷道光洋艘征抚记，较为翔实的记载了当时中国反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的全部经过。在军储篇中又提出自己的思想见解。
一八四六年他又根据林则徐和他自己所搜集的有关资本主义世界知识的材料写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此书之所以作，据魏源自己说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㈠
书中较有系统地介绍了外国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也有一定之了解，即如描述英国是一个“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㈡的国家，完全道出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地寻求殖民地，进行侵略的本质。
在书中又提出了抵抗侵略的计划和许多改革主张。魏源这种抵抗侵略，探求新知的思想，在谋求国家独立富强，鼓吹新的生产力和力图改良旧制度这些问题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不过这是一方面；魏源的思想尚有另一方面，他抵抗侵略的目的是使这个封建国家恢复过去的声威，能够成为“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四夷来王”㈢的天朝上国，他主张组织民力的企图是使“沿海销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以毒攻毒，毒去而药力亦销”㈣。
这是企图通过抵抗外国侵略来消灭人民大众的反抗力量，后来，他甚至亲自参与了**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三年在他任江苏高邮州知州时，曾“首创团练，视督巡防，设长以稽来往，守隘以遏窜突，添驿以通声气，侦探以窥敌情，重赏以作士气，峻刑以靖内奸，旬日之间，诸务毕集”㈤。这种两重性就使他的反侵略计划和改良主张，不可能实现。
以林、魏等人为主的这种抵抗侵略和探求新知的思想，在六十年代以后由一些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思想家如冯桂芬、郑观应、陈炽等继承下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变法运动也接受了这种思想影响，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思想路线。
注释：
Ⅰ“军务记”(“鸦片战争”，Ⅳ，第三八页)。
①道光二十一年五月癸亥靖逆将军奕山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九，第二三页)。
②道光二十六年五月戊午两广总督耆英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第三七页)。
③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己丑耆英等又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五四，第三六——三七页)。
④黄恩彤：“抚远纪略”。
⑤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丙戌两广总督祁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第二○——二二页)。
⑥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丁亥耆英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五，第三七页)。
⑦道光二十三年六月甲申耆英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六六，第四一页)。
⑧道光十九年十月甲申林则徐等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第二七页)。
⑨道光二十年九月丙辰林则徐又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六，第二一页)。
⑩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卷七，第四七——四八页(申报馆本)。
⑾“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多寿书”(“鸦片战争”，Ⅱ，第五六九页)。
⑿道光二十年九月丙辰林则徐又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六，第二一页)。
⒀“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一，附呈谕夷原稿并夷禀二件。
⒁“林少穆制府遣戍伊犁行次兰州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鸦片战争”，Ⅱ，第五六九页)。
⒂魏源：“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第三四页。
⒃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一，第一页(上海捷山书局石印本)。
⒄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卷十，第五八页。
⒅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第三页。
⒆参阅魏源：“圣武记”，卷十四，“军储篇”三、四。
⒇魏源：“圣武记”序。
㈠魏源：“海国图志”序。
㈡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二，“大西洋”，“英吉利国”二，第六页。
㈢魏源：“圣武记”序。
㈣魏源：“海国图志”，卷一，“筹海篇”二，第七页。
㈤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鸦片战争”，Ⅵ，第四三六页)。
这三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在思想意识上反映出来的三种不同反响。
〔附记〕
本文发表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上，十一月，转到赵矢元先生意见，时适因病住院，直至**年南开大学学报第一期上，方作了一个简略的答复。
赵先生提出了两个商榷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社学领导的斗争的性质问题，另一个是战后三条思想路线问题。我除接受了其中就我现有水平已能理解到的部分外，又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当被收入本书时，应该进行必要的修改，但因编者限期匆迫，未遑详细审慎地加以订正或修改，而增收往返商榷之全文，又颇占篇隔。除在个别地方作点小更动外，复缀数言于文后，以志赵先生帮助之情。(赵矢元先生来稿和我的答复均载**年南开大学学报。)(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于南开大学)
